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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 族

浏览: 次 编辑:liuyan814 日期:2010-09-30 18:39

南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四五十万年前华夏民族就在这块土地上开发资源、著衍生息。至金朝末叶,始有回族人口入籍南阳,改变了以往由汉族人独居的格局。后历经元、明、清及中华民国,除相继有大批的回族人民定居于此地外,尚有蒙古族和满族人。

解放后,随着国防工业的兴建、南阳油田的开发、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及其他干部职工的工作调动,陆续又有藏族、壮族、苗族等28种不同民族成份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区内,成为开发、建设南阳的一支新生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共民族政策,加强民族事务管理,使各族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实现了在平等基础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1985年全区 32个民族中汉族人口 884.30万人,占总人口 98.2%。少数民族人口 16万人,占总人口 1.8%;少数民族工农业总产值达5000万元,粮食平均亩产为291.5公斤,兴办各类经济实体231个,人均收入300元;全区拥有民族中、小学校97所,在校学生1925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5%以上。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得到明显地改变。

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艰辛劳作,奋发图强,共同创造了南阳的光辉历史和难级文化,为南阳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章   

第一节 族源 分布

一、族源

回族定居南阳的历史较长,早在金朝时就曾有人在新野县境落籍,历经迁徙和蓄衍,回族人口得到不断地发展。其主要来源为:

(一)官宦入籍

据近年湖北省发现的《马氏宗谱》中载,原籍在陕西西安径阳县永乐镇的马依泽,其第十一世孙马乾份,号枢仪,于金章宗承安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中第四十二名进士,金哀宗开兴元年(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出任南阳县知县,后于新野县入籍。

清初,原籍山东的闻富喜,曾因出任南阳镇游击之职而入籍于镇平县闻家营,后代一支又迁居裕州(今方城县)阎岗村。道光年间,其后人闻远出任新野县守备。至今,闻姓家族在南阳、镇平、方城、新野、社旗诸县境内仍分布较广。

邓县城的牌坊和东院马氏家族及内乡县马姓,原籍陕西西安鼓楼街,于清初在广东卸官后携眷返籍,途经邓州(今邓县)、内乡县时遂落籍为民。

(二)屯田定居

元朝初期,统治阶级为使广大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利国家长治久安而实行“屯田制”。随蒙古探马赤军进入中原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军人一部分在今南阳境内驻防。这些人“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集牧养”,从事屯垦活动。至元六年(1269年),于南阳立屯时有屯户6041,垦田106.62万亩。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下令,将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在从事屯田的人中,全是“诸色目人”,其中尤以“回回氏”为最多。他们落籍为民后以族而居,与汉相通,生产经营,生息相沿。至明洪武年间,南阳县尚存元代屯田61处,如今的瓦店、石桥、黄池破、界中、泉庄寺等原屯地及其附近,仍为回族人聚居区,他们姓氏的第一音多为波斯语。区内的马、苏、买、白、赛、丁、金、海、法、巴诸姓,也大都是当年屯田军人的后裔。

(三)移民定居

金、元战乱,河南人口剧减,田园荒芜,百里萧条。明朝初期,推行“招徐耕种,以实中原”政策,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先后7次移江西、山西等地民众于南阳,随迁人口中回族移民亦为数不少。现居邓县城关镇小西关、城郊乡海营等村的海氏及文渠乡半店村的丁氏,镇平县贾宋镇桥北村的吴、闻、牧、马、李姓和城郊乡王庄村、柳泉铺乡水沟村的王、水诸姓,南阳县石桥镇和新野县横堤铺的丁姓,内乡县的海、李、丁、虎诸姓,均为明时由山西洪洞县迁入南阳各地的回族人。

清初,招抚流民归业,又有一批回族人从山东、陕西、山西等地迁入境内,邓县城南门外的王氏家族就是这一时期入境定居的回族后裔。

(四)占乱移居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荆襄地区广大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明朝统治的武装斗争,有不少回族人积极参加农民义军,其首领之一的马守应,绰号“老回回”,曾由陕西来淅川、南阳一带活动,后部卒流散于此的为数不少。现在区内回族中的马、杨、吴、陈等姓,多是这支义军的后裔。

今新野县沙堰马坟村的马姓人,祖籍陕西径阳县永乐镇。二世祖马文经赐中宪大夫。三世祖马化龙为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天津道员。四世祖马之驻、马之骏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双登进士第,分别任户部侍郎和郎中。明末,为逃避农民起义运动,马氏家族由京城移至新野县定居。其时,荣阳县马沟、法堂、虎沟等地的马、海、法、虎、刘诸姓难民,亦相继入境定居。

(五)经商、行医、传教落籍

明、清期间,有不少外籍回族以经商、行医、传教定居于此。南阳县新店街丁、李两姓,系道光年间由封丘县移来,以经商、开旅店为业。石桥镇的了姓,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明洪武年间徙河南孟县桑坡,明末一支来南阳县石桥镇定居,另一支移至新野县横堤铺。黄台岗乡小陈寨村陈姓,原居陕西渭南县龙井村,清康熙二年(1663)年,以芪蓼为业,遂落籍于南阳。南阳市的水姓,因其先祖水好成行医,由陕西渭南县良坡村到镇平县定居,后分迁于南阳县、南阳市境内。镇平县吕坡村答姓,元朝时由西域落户陕西,后徙湖北钟祥县答家湖。清代其祖辈受吕坡人邀聘为阿旬,因以定居至今。邓县境内的姬、买、摆诸姓中的部分人,亦因受聘为各清真寺阿匐而定居下来。

(六)其他

明、清两代,为逃避灾荒或民族迫害,另有一批回族人口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及河南北部的洛阳、荣阳、开封、许昌等地辗转南移,陆续到地旷人稀的裕州(今方城县)、镇平、邓州(今邓县)、新野诸州、县,或开荒种田,从事农业生产;或发挥专长,经营皮毛加工及饮食服务等行业而定居下来。

回族人定居南阳后,与他族共处,相互联姻,使其增添了新成份。明洪武年间规定,允许色国人与汉人结婚,不许与本族自相嫁娶,使回汉民族通婚受到法律保护,有助于回族人口增长。《林李宗谱》中称,明代色国人之多,是因为“其间有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国人者,有从母为色国人者”。

此外,受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影响,也有部分汉族因信仰伊斯兰教而演变为回族。南阳县黄台岗乡田里村、东田村及小陈寨的22户陈姓,他们祖营中上边的坟为圆形,下边的坟是遵照回族葬仪的长形。今南阳县滦河乡樊营村李姓、瓦店镇薛姓、石桥镇姚姓及邓县、唐河县的少数回民,均系汉族信奉伊斯兰教而演变为回族。

二、分布

1953年全区有回族人口 66584人,1964年为74113人,1982发展到105184人,比1953年增长64.29%。回族人口分布很广,遍布全区13个县(市),分居于350多个乡(镇)、村。由于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影响,不论城镇或农村又具有相对集中居住的特点,因而形成了回民族大面积分散杂居、小区域集中聚居的局面。

南阳地区回族人口分布

单位:人

     

1953

1959 

1962 

1964 

1973 

1982 

     

    66584 

    62545 

    59511 

    74113 

    82335 

    105184 

    南阳市 

    2719 

    2199 

    3730 

    4722 

    3200 

    10110 

    南阳县 

    15701 

    15330 

    13539 

    15329 

    17335 

    18739 

        

    9755 

    10553 

    10891 

    12067 

    16000 

    17484 

    新野县 

    4148 

    3337 

    4084 

    4523 

    5100 

    6321 

    桐柏县 

    686 

    927 

    800 

    1342 

    1400 

    2038 

    唐河县 

    6865 

    6569 

    3572 

    5444 

    2600 

    8064 

    方城县 

    8129 

    7225 

    7311 

    9353 

    9660 

    12322 

    南召县 

    2438 

    2456 

    2597 

    2769 

    2860 

    4601 

    镇平县 

    9042 

    9384 

    9821 

    10483 

    15000 

    15015 

续表

       

  1953 

  1959 

  1962 

  1964 

  1973 

  1982 

       

  1985 

  2115 

  1776 

  2332 

  3006 

  3148 

       

  1105 

  1093 

  317 

  974 

  1300 

  1560 

  西峡县 

  1449 

  1357 

  1073 

  1640 

  1800 

  2065 

       

  2562 

 

方城县 

城关镇、小街、马庄、牛庄、尚台、后史店、刘岗、庄科、东岗、艾家岭、白庄、何庄、八里沟、金庄、闻老庄、拐河街、十二里河。 

唐河县 

城关镇、井楼、湖阳镇、仝湾、三基屯、马营、李湾、吴寨、苍台街、源潭、宋庄。 

南召县 

城关镇、南河店、皇后、云阳镇、马市坪、板山坪、官庄。 

第二节 社会地位

回族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有时因受到统治集团的利用而被重视,但更多的时间是处在受压迫、被奴役的境地。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回族居蒙古族之下、汉人之上。明代,采用怀柔政策,允准回族人兴建清真寺,录用回族官员参与国事。官至兵部尚书的邓县籍人铁铝和“一门三进士”的新野县人马化龙父于,都是这一时期出佳的回族官员。

清王朝统治的近300年间,是回族人民遭受歧视、压迫最为沉重的时期。乾隆五十四年(178年)曾发布文告:禁止汉民信仰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抚养汉民婴儿和增建清真寺。在法律上规定:普通汉民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民犯人不得申请留养。咸丰十一年(186年),内乡县知县以民间争讼为借口,下令将县城东门外清真寺强行拆毁,复张贴布告,限期将回族人驱出县境。

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倡建“五族共和”的政权体制,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执政期间,一直坚持大汉族主义,先后把回族人民筹建的“中国回民促进会”、“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中的“民”字强行改为“教”字,才予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人民获得新生。在中共民族平等政策指引下,各级党委、政府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生产、生活方面给予照顾,且在荐选人才。培养干部和就业、升学、计划生育等方面制订了许多照顾的具体规定,使回族人民充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权利。

自1952年以来,有计划地培养选派民族干部,先后进选回族知识青年和干部分别到中央民族学院或中南民族学院及河南省民族培训班深造,促使其更快成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1985年回族科技人员已由1949年的96人增为375人,发展中共党员785人,共青团员2252人。另外,直接参与地方政权管理的有: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31人,乡人民委员会委员631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44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5人,县政协委员29人,县级干部19人(其中县长、副县长9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人,省政协委员1人;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2人。

第三节 革命斗争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担任韶廉镇总兵的邓州(今邓县)籍回民马殿甲奉命防守广东海口,以劣势装备连挫英国侵略军。道光二十四年因“斩敌甚众,守土有功”被摇升为广西提督。

同治元年(1862年),邓州(今邓县)厚坡(今属淅川县)回民马四黑子组织当地农民约300人,会同鄂西北地区捻军首领秦大富,于彭桥、九重(今属淅川县)一带击败南阳镇总兵邱联恩部进攻,后因内部分化,马部被清廷虏杀。其胞弟马武源再举义旗,于同治三年十一月率农民义军与张宗禹部捻军会合,并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伏兵邓州城南王良店一带,围击清亲王僧格林沁所率官兵,取得重大胜利。后,马武源部转战豫、陕、鄂等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腐败统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南阳大旱,作物绝收,加之外籍传教士霸道成性,侵吞土地,鱼肉乡邻,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回、汉族民众遂掀起声势浩大的围攻靳岗等天主教堂、焚毁教会资财、驱逐外籍传教士的反帝爱国斗争。光绪三十四年唐县(今唐河县)回族武士王振择(号称“王八老虎”),在乡间组织起一支以60人为基础的义军,打官府,惩豪绅,救贫民。

宣统三年(1911年),内乡县回族人杨守田,发动地方群众,联合邓州(今邓县)项青云、陈士奉所率的张村一带义民(多为回族)约300人,以“保民、保商、三年不缴皇粮”为口号,从事反清斗争。民国元年(1912年)2月17日,项、杨率众攻克内乡县城,释放监犯,开仓赈民,全城沸然。翌日晨,义军受驻防荆紫关清军协统任富元部合击,项、陈等人在突围中殉难,杨守田被俘后惨遭杀害。

民国元年(1912年)春,邓州(今邓县)厚坡(今属淅川县)回民海鹏起组织当地农民100余人与淅川直隶厅(今浙川县)农民军一起攻打浙川县城,杀死清军首领。其时,邓州回、汉人民协同湖北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所率革命军,打败南阳镇总兵谢宝胜部,一度占领邓州城。

民国16年(1927年)秋,桐柏县回族青年、中共桐柏县特别支部书记金手光组织农民暴动。翌年,率众攻克桐柏县城,处决县团总阎三谦。

民国18年(1929年),邓县城关回民马云亭等人参加由中共邓县地下组织发动与领导的驱逐县长边万选的学生运动。

民国19年(1930年)春,数万回、汉群众在中共南阳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斗争,迫使杨虎城下令枪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南阳县公安局局长耿纯及三十里屯公安分局局长胡正元。当年,邓县回民马硫铁(又名马致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开展抗税抗捐斗争,组织学生运动,捣毁国民党南阳县党部。桐柏县金争光领导正阳县白沟庙农民暴动,播下建立桐柏山区革命根据地的火种。继之,金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先遣总队总队长,转战于豫、鄂、皖边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民国20年2月担任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团长的金争光,在湖北省宣化店地区配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壮烈牺牲。

民国22年(1933年)8月,南阳县石桥镇以回族商民为首,发起驱赶厘金局局长曾子杰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民国27年(1938年)3月,建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南阳县支会,翌年8月成立回教抗日救国青年服务队,时有武装队员732人,枪582支。这期间,南召、内乡、邓县、桐柏、唐河、镇平、淅川诸县亦相继建立抗日组织,开展救亡斗争。

民国30年(1941年)2月3日,南阳县石桥镇回教抗日救国青年服务队50余名武装队员,配合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之1个步兵营和1个机枪连,阻击自博望西渡白河向石桥镇侵犯的日军。

民国 34年(1945年4 4日,1300名日伪军侵犯南阳县黄池破回民聚居村,全体村民同仇敌汽,奋勇反击,毙伤日伪军10多人,活捉4人,敌溃逃。

民国37年0  年儿月初,邓县城关回族民众积极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桐柏军区第三分区第八十五、八十六团进攻县城的战斗,在清真寺内救护伤员,为全歼守敌、解放邓县县城做出贡献。

第四节    经济生活

一、农业生产

民国时期,境内回族人民农业生产基础脆弱,土地占有水平低,且又多在山岗丘陵、低洼易涝、土质贫瘠地带,农业收入微薄;加之官府、军阀的苛捐杂税及地主富绅的高利盘剥,使不少人常年处于饥寒交迫状况。如遇灾荒,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饥死他乡。民国18年(1929年),南阳大灾,回族人口中逃荒生计者过半,南阳县滦河乡五里堡回民村当时外逃29户66人,途中饿死23人。民国31年遭旱灾时,方城县罗汉山附近的东岗村,卖到他乡的儿女达80余人。据民国36年调查,南阳县回族3573户,共有土地6500亩,其中一半以上的土地属57户地主所有,无地者多达1981户,占总户数55%以上,一般农户平均不足1亩地。广大回族人民过着“满头大汗干一年,饥寒交迫身上缠,一年四季灾难过,麦后放镰也荒年”的凄凉生活。

解放初,回族人民参加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牲畜、房屋、农具、粮食等果实,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初步改善。1954~1957年全区各级政府向回族群众发放生活救济款12.83万元、生产补助款17.68万元,银行为其投放低息贷款137.41万元。仅唐河县1957年对3723家困难户发放生产补助费就达7944.3元,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帮助回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9年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族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改变过去传统耕作方法,实行科学种田,使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并由以前的单一粮食作物生产发展为多种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农业收入。方城县十二里河村,利用本村优势,辟苗圃269亩,并套种药材、葡萄等经济作物,年收入 31万元,仅此一项就使人均收入增加 150元。南阳县石桥镇第二行政村,人均不足6分地,以前每年需统销粮6万公斤。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亩产高达650公斤,跨入全县先进行列。1985年农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全村农业总收入102万元,回族人均年产值729元,人均年收入381元。植棉姑娘王建英,被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分别授予“三八红旗手”和“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邓县城郊乡张云芳(女),在小麦良种引进、提纯复壮和玉米制种方面成绩突出,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出席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后补执行委员,并获“三八红旗手”称号。

回族人民素有饲养牛羊的习惯和经验。1978年后,回族人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开创了经济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南阳县紫山坡下,有9个回民自然村,土地瘠薄,粮食歉收,他们根据当地荒山面积大、草源广的特点,发展牛羊养殖业,逐步改变贫困面貌。镇平县田岗回族聚居村,全村142户706人,过去常年靠救济。1980年大力发展养殖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5年底全村养牛109头,养羊528只,年产牛、羊奶135吨,人均收入高达1048元,走上了富裕道路。

二、工业生产

皮毛加工、珠宝玉器业是回族人民的传统工艺。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境内少数回族人从事简单的手工业生产。

解放后,民族工业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有的研制出了新产品,有的挽救了濒于失传的民族工艺。镇平县城郊乡王庄,有164户805人,是一个具有400多年皮毛加工历史的专业村。“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地下“黑工厂”勒令下马关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90%以上的人重操旧业,所加工的皮毛衣料远销湘、鄂、云、贵、川等十几个省、区。1984年产值上升到160多万元,占工副业总产值68.2%,净盈利42万元,户均 2557元,人均 525元。1966年 10余名回汉族农民创办邓县攘东皮毛厂,1985年有职工143人(回族121人),固定资产达50万元,流动资金27万元,总产值突破110万元。全部实现机械化生产,产品由单纯的内销发展为多品种的外销,其裘皮服装、褥子、皮革、皮鞋等产品远销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及港澳地区。裘皮制品被国家经贸部评为优质产品,并被授予荣誉证书。至1985年底,累计为国家创外汇280万美元。邓县攘东毛纺厂是1982年创办的小型村级企业,有职工1446人,固定资产63万元,流动资金20万元。1985年又投资49万元扩建厂房1200平方米,增加卷纬机1台、打纬机1台,所产毛毯、海军呢、邓州绒等产品质量高、价格合理、供不应求。厂长李书安(回族)被国家命名为“农民企业家”。社旗县回族集居的第二街委员会,在缺乏资金、技术的情况下,与湖北省五三农场协作,以联营的形式办起一座清真糕点厂,既解决了一批回族青年的就业问题,又活跃了集体经济。邓县清真食品厂是1983年由油漆厂、砖瓦厂亏赔转产所办,建厂3年,厂房由原来的7间发展为95间,占地6000多平方米。工人由开始的12人增至180多人(回民占80%以上),安置待业青年70余人,产品发展到10多个花色品种。1985年产量达1050吨,转化粮食800吨,产值165万元,净利润15万元,上缴税金8万元,产品除满足本县人民需用外,还销往邻近诸县及湖北省。

镇平县贾宋镇有705户回民,70%以上的人常年以屠宰为业,年经销牛、羊、鸡、鸭肉达300吨左右。为解决活禽、鲜肉不耐长途运输和贮放的困难,1985年回族农民吴天喜与湖北省荆门市有关部门签订食品联营合同,投资74.9万元,兴建一座日结冷力6吨、储存容量50吨的小型清真冷冻库。投产后,当年经销羊、鸡、鸭等肉类450多吨,供应湖北省荆门、河北省保定、新疆乌鲁木齐、山西省左权以及北京、武汉、南阳油田等5省、区的20多个市、县。为解决回族群众在发展经济中缺乏资金的困难,冷库列出专款扶持屠宰户从事屠宰加工业,为大批社会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门路。

三、商业、服务业

回族人中有许多善于经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传统技术人才,具有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优越条件。西峡县城关镇杨家沟回族居民组,全组30户130人,利用地处城关的优势,发展多种经营,除从事建筑、运输、养殖业外,还兼营其他服务性业务。南阳县瓦店镇有商贩318户,其中回族占115户。高庙乡黄池破村,在419户居民中经商的178户,从事屠宰54户,皮毛加工业37户,饲养业2户,累计占总户数的74%。邓县城关镇南桥店村是一个发展多种经营的先进村,有土地800亩,457户1924人,回族人口占51%。1985年全村经济总收入337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7万元,各种企业经营收入高达300万元。村内经营木器、罐头、饭店、交易所、烟酒店等,从业700人,占劳动力总数70%以上。

第五节 文化教育

一、文化

回民的基本语言是阿拉伯语。在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回族人民逐步改用汉字、汉语,只有阿匐和其他少数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员使用阿文、阿语。

二、教育

宋、元时期回族人以经文教育为主。明代,经文教育限于清真寺和教徒之中,由本寺阿图或延聘名师进行阿拉伯文及教义的教育,用来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一阿匐。清代中叶以后,南阳县、裕州(今方城县)的一些清真寺曾公费开设义学,对回族少年儿童进行基础文化教育,称为“经书义学”或“经汉义学”。其时,汉文教育亦有所发展,回民子弟多就读于当地私塾或小学堂,因受民族歧视及经商传统影响,回民入学率很低。

民国元年(1912人回族知名人士水子力率先在南阳县城东关创办同化学堂1所,招收回族子弟入学,翌年因势局动荡而停办。邓县回教俱进会会长马虎岑,在城关西阁西北办起1所民族学堂(后改为同化学堂),初办时为1班,后为4班,有学生160名。民国18年内乡县回教俱进会会长杨质岑,于清真寺内设私塾1处,有学生20余人。民国20年秋,水子力于南阳城内邱公调筹建私立景穆小学,后发展为完全小学,有教职工10人,学生发展至300余人。民国26年南阳县商户马汉三捐资开办瓦店私立同化小学,设一至四年级共5班,教职员工10人,收纳学生200多人。民国30年马汉三又相继办起五里堡、凉水泉2所回族小学。在此期间,唐河等县也先后创办回民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1958年全区创办回族小学4所,并在部分普通学校内开设少数民族班,使回族少年儿童能就近入学、获得接受正规教育机会,少儿入学率由解放前夕13.77%提高到1952年52.87%、1957年76.37%、1958年96%以上。据统计,1958年仅邓县、南阳县各级各类在校回族学生达4255人,其中大专生40人,中学生904人,小学生3311人。1960~1965年受国民经济调整及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不断变更的影响,区内多数回民学校被调整合并。“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受到冲击,教师普遍受到迫害,教学秩序陷入混乱。1978年后民族学校逐渐恢复,旧有的险房得到整修加固,并陆续新办一批回民学校,至1985年底,全区共有回族中学6所,教师35人,在校学生932人;小学63所,教师244人,在校学生7293人。内乡县有回族小学12所,1980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为74%。其后,乡、村两级集资38万元,新建校舍485间,修缮210间,增置课桌680张,体育器械及办公用具712件。1985年入学率上升到99.9%,升学率为66%,比汉族学生高出7.4%。邓县小西关回民中学1978年至1985年共毕业学生650人,升入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41人,进入大专院校学习13人。

三、体育

爱好武术,重视体育锻炼是回族人民的历史传统。早在明、清时代,就有请通拳棒武功的世家。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武术遗产至今留传于世,有些项目不仅得到了发展,还培育出一代新人。传统项目主要有武术、拳、枪(长矛)、棒、剑、刀、九节鞭等,传统套路有“四把拳”、“三十六枪”、“四十二刀”、“七十二棍”等,现又发展篮球、摔跤、划船等体育项目。

第五节 风俗习惯

一、生活习惯

服饰 阿旬与男性年长者惯留胡须,身穿黑长衫,头戴白圆顶帽;妇女头戴黑色盖头,少女为绿色盖头,衣着不限。近年来,青年人多着时装,与他族衣着已无明显区别。

饮食 回族人以面食为主,所食动物一般需经清真寺专职人员屠宰。不食猪肉。自死畜禽及屠宰畜禽的血液、胰脏等统属禁忌之列。

起居 爱清洁、讲卫生是回族人民起居生活中的一大特点。每次参加宗教活动时,均要求衣冠整洁,还须带水进行大、小净。寺内都设有沐浴室,沐浴时不使用公共脸盆、脚盆,各自用一把铜壶冲洗。

二、社会风俗

节日 回族人民有三大节日:开斋节,又称肉孜节、大尔代节。每年伊斯兰教历10月 1日,男女老幼都着新装,信教群众要到清真寺交“天课”,进行沐浴礼拜,家家户户做制各种油香食品,亲友邻里间互相登门祝贺。其节日气氛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是三大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节日。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俗称小尔代节或小斋节。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为宰牲节,其时回民宰牲献祭,沐浴盛装,举行会礼,于清真寺大筵,有的在家中宴请宾客或相互馈赠礼品,以示纪念。圣纪节,伊斯兰教历3月12日是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相传又是他逝世的日子,故也称圣忌节。届时,回民举行各类庆典活动,以表达怀念之情。

婚姻1949年前,严禁回族女子嫁于汉族,但允许回族男子娶汉族女子,且必须适应回族生活习惯。婚姻形式多由父母包办,媒的之言,并有推算八字、合属相等繁琐婚姻程式。择日时由男方送聘礼,聘礼以衣料、果品为主,由介绍人送至女家,女方回果品、腰带、鞋袜等以示同意。婚前,男方家长随同介绍人带1~2公斤果品去女家,商定完婚日期。婚日,请来阿旬作证婚人,仪式于新房内举行。开始时阿旬用阿拉伯语宣读证婚词,祝新人婚姻美满、敬老爱幼、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在征得男女双方同意后,念诵赞主赞圣词语,将糖果撒在新人身上,完成婚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青年婚姻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有了选择对象的自由。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其仪式也已从简。

取名 婴儿出生后,家长为其取汉文名字,第二天或第七天由家长到清真寺内请阿旬念诵大、小唤礼词,后按经典规定习俗取阿文名,以示领洗为伊斯兰教教徒。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多数回族家长不再给婴儿另取阿文名。

称谓 回族群众相见一般不直呼姓名,通常互称“老表”,同汉族交往亦然。阿匐被尊称为“老人家”。其它称谓则与汉族无甚差异。

丧葬 回族人丧葬承袭阿拉伯人“葬唯从俭”习惯,其特点是实行土葬,男女各占一个墓穴,坟墓呈南北向长方形体。墓穴下部向北开一小穴,尸体置其中。亡人不论富贵贫贱、地位尊卑,一律不使用绿罗绸缎做寿衣,只有白色棉布裹身,也不使用棺材。丧葬程序分为“做讨自”、“施水”、“站折那则”、“下土”等项,且均由阿旬亲自主持,依照教规办理。值亡人7天、月斋、40天、百日、周年、铭记(生日)及三大节日时,举行追悼活动,请阿旬诵经,亲属用烫面炸油香等食物分送亲友,表示谢忱。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今。为了尊重其民族风俗,各回族聚居的乡(镇)都为其辟有公用墓地。

第七节 宗教信仰

回族人民只信奉伊斯兰教,其信徒称穆斯林,基本教义为信安拉、信天仙、信《古兰经》、信使者、信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等。穆斯林遵守的教规主要有“念”、“礼”、“斋戒”、“纳天课”、“朝觐”等,要求每个穆斯林必须严格遵守。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并恢复、修建一批清真寺,培养一批宗教职业人员,为伊斯兰教的正常宗教活动提供了条件。